来到大理已经十多天了。本来只是计划待上三五天，便继续北上去泸沽湖，却像一朵蒲公英一样，莫名地停了下来，生了根、发了芽。
村里的生活平淡甚至琐碎。早起洗漱、做饭、浇花、买菜，歇息一下又要做饭了。常常整个上午都在做家务。
前几天，我买了豌豆和蚕豆，豌豆要剥一层，蚕豆还要再剥一层。剥着剥着，我就有些不耐烦了。柴米油盐听上去很美好，真做起来，却很难让我有成就感。
买菜、做饭、吃饭、收拾，一个轮回过后，人已经筋疲力尽，厨房却只是回到了最初的样子，没有变化。我的劳动成果在哪里呢？写文章就不一样，敲几下键盘，便有几个字出来，这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或许你对家务活也有种矛盾的情绪：向往平实的生活，却经常在琐碎的日常里找不到价值；讨厌没完没了的家务，却又能在郁闷和焦虑时，从家务中得到放松和治愈。
又或者，我们努力地在家务中找寻价值——比如饭做得好吃，孩子长得壮实；比如把屋子擦得亮堂，心情也跟着好起来。不过，我们还是时不时地感觉到，这些价值都不太牢靠，没有出去工作赚钱来的踏实。
家务活真的没有价值吗？真的像《圣经》中说的那样，人类之所以需要劳动，是对违逆上帝的惩罚吗？
上帝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时说：
“你既然不听吩咐，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大地就必须因你而受到诅咒，长满荆棘。你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到吃的。你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到你归了尘土。”
可是，如果家务活真的没有价值，那么做家务时的幸福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为什么我们讨厌做家务？
当我试图为厌恶家务找个源头时，心底便冒出了一个久远的声音。小时候，当我想学大人做家务时，父母有时候便说：“你不要做这些，去写作业，饭好了叫你。小孩子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这句话我们听得太多了，以至于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可是，对于古人以及今天的贫困家庭来说，孩子要干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实际上，“孩子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这一观念，在西方要到近一二百年才流行开来。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就详细地讨论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的儿童是怎样出现的。书中说到，起初，儿童亡故的时候，法院是按照儿童的劳动价值来判定赔款的。因此儿童的价值和一条哈巴狗差不多。到了今天，儿童则变得在经济上 “没价值”甚至“赔钱”，在情感上又是天价。
儿童的这种地位，可以用今天的两个词概括，一个是“小祖宗”，一个是“四脚吞金兽”。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脚步，不仅是儿童，成人也从家务中被“解放”了出来。
在工业革命之前，家庭是生存必需品的生产中心。所有家庭成员都要劳动：男人磨谷子、砍柴；哥哥姐姐们照看弟弟妹妹；妇女洗衣、做饭。农忙时节，邻居和亲戚会聚在一起做农活。那时，家务劳动既满足了家庭需求，又提供了社会互动。
工业化以后，机器代替了人力，不再需要人来磨面粉或挑水。因此，男人们去了工厂工作，挣薪水，孩子们去上学。只留下妻子做家务。
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也发生了变化。
在工业化之前，家庭生产的东西不仅能被直接使用，还能用来交换其它物资，比如将多余的鸡蛋换成布。
工业化以后，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和服务，就从家中转移到工厂和市场中。家庭生产仅用于满足家庭的直接需求。因此，家庭生产仍然具有使用价值（use value），却不再具有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
今天，我们习惯于通过工作的交换价值，也就是能赚多少钱，产生多少收益，来衡量一项工作的价值。由于家务活在市场之外，仅具有使用价值，因此，它的价值越发变得无形，甚至被视为没有价值。
正因如此，家务活才变成了夫妻间冲突的焦点，从家务中解放出来也成了女性争取的权益。
家务：一种“爱的劳动”
不过，我们又常常在家务中感受到幸福、价值。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家务的价值不能仅从产物来衡量。姥姥和孩子一起剥一碗豌豆，与买一袋剥好的豌豆，显然是不一样的，因为前者还有情感价值。
此外，家务的价值也不能仅从效率来衡量。正如美国家庭经济学家托马斯·卡佛诘问一位效率专家时说的那样：“与父亲将孩子举高高相比，一台机器可以消耗更少的能量，把孩子扔得高一倍。为什么不用机器呢？”
这些例子都体现了家务劳动的情感价值。正如社会学家蓝佩嘉说的，家务劳动是一种“爱的劳动”（labor of love）。虽然家务活已不再具有交换价值，不过，它仍然是家庭互动的契机，家庭成员的纽带。
简单、重复的家务活不需要耗费过多脑力，因此，家庭成员可以将精力放在发展爱、无私、合作、体谅等等特质上。
今天，人们很忙，大人忙着挣钱，孩子忙着上学，都在四处“走穴”，难像从前一样一起生活、一起劳动。所以，我们更加需要家务活，把家人连接在一起，在做家务时，把“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和爸爸谈谈”。
家务劳动的情感价值在今天的中国越发突显起来。在下厨房、小红书、抖音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妈妈把家里布置得无比温馨，把早餐做到五星级水准。她们为什么要像经营事业一样用心做家务呢？
因为，结婚生子在今天变成了一种个人选择。我们觉得，不成家、不要孩子是个人选择。反过来，成家、生孩子也不是因为家人逼迫，或者出于社会责任，而是自己的选择。因此，我的家庭和孩子是“我的”、是独一无二的。经营家庭、养育孩子展现了我的认同、情感、态度和生命，是自我实现的过程。
因此，我们就能解释蓝佩嘉在《跨国灰姑娘》一书中提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既然家务繁琐又无意义，那么我聘请一个人，把它外包出去，不就可以了？
不，这样不仅不能让家人解放，反而会造成很多焦虑。因为妈妈担心孩子管保姆叫妈，婆婆担心她的工作被抢走，地位不稳。她们只希望工人把活干完，又不想被抢走角色，所以就会有内在的紧张。
这恰好证明了，家务不仅是琐碎的任务，它倾注了我们的情感；“妈妈”也不只是一项工作，它是生命的一个向度。
家务：一种“人的劳动”
即便不和家人一起生活，一个人做家务也会感到幸福。
作为一个独居的北漂，我一个人做饭时，也常有这样的幸福感。
当我们厌倦了冰冷的市场将人的价值换算成金钱来比较、评判时，家务劳动给了我们自尊和幸福。只要我觉得这顿饭做得很好，它就很好，与他人的眼光无关。这是多么人性的时刻！
我刷碗，自尊从刷碗的水流中缓缓流溢出来。
我想到了常常独来独往的李子柒。为什么李子柒能够火遍世界？
即便是批评她商业、做作的人，也能从她平静的劳动中，从松软的泥土、潺潺的水流、暗黄的老木、缤纷的蔬果中，设身处地地感受到美好和幸福。
我想到了梵高的那幅《农鞋》。画上仅仅有一双沾满泥土的、穿旧了的农鞋，却让人无比动容。
我们为什么会被李子柒感动？被梵高的《农鞋》感动？难道是因为李子柒用的东西很美、很想买来？难道是因为破旧的农鞋很好看、很值钱吗？
换句话说，李子柒和梵高只是满足了我们的审美趣味吗？
不是的。
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谈到了这幅农鞋画。
他说：
“这只是一双农鞋，此外无他。
然而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积着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
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鞋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眠。
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
这双鞋属于大地，它在农妇的世界里得到了保存。”
这幅画的价值在哪里？为什么令人感动？
因为它展示了一个农妇的生存世界，她的奋斗、她的命运；展示了人与大地的关联——人来自尘土，又将归于尘土。
海德格尔说到：
一个器物，比如一只碗、一双鞋、一把椅子，其存在的基础并不是它的有用性（Dienlichkeit），而是它的可靠性（Verlässlichkeit）。正是可靠性展现了人的生存通过器物与大地的关联。
海德格尔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
今天，我们过于看重一个器具有什么用。这表现在购物时，我们会精挑细选一样日用品的材质是否无害、功能是否亮眼、是否有品牌背书等等，却忽略了它的可靠性——
一口锅，忽略它的设计、材质后，它首先是一口锅。借由它，我们的口腹从大地中得到了满足。一双鞋，不看它的造型、品牌，它首先是一双鞋。穿上它，人类丈量土地，走遍世界。
同样的，我们对于美也有着误解。美真的是好看的外形吗？就像毕达哥拉斯所说的，美是比例上的和谐吗？
海德格尔说，不是。一双真正的农鞋并不美，可画上的农鞋却是美的。这是因为平日里，我们穿着农鞋时，它的存在被它的用处和经济价值遮蔽住了。
梵高的画却让我们透过用处和经济价值，看到了一双农鞋的存在本身，看到了农人的生存世界。
于是，遮蔽着的存在被擦亮了。这光亮就是真理，它嵌入作品中闪耀着。
这闪耀着的真理就是美。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着李子柒视频里古旧的桌椅、原木的餐具、粗布的衣服，会充盈着幸福？为什么我们会从旧的、原始的器物中感到美？
因为它们让我们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和与自然的连接。一件被双手无数次触摸的旧物，外头生出了一层闪着幽微光芒的包浆，那仿佛是真理在闪烁、呈现。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文章开头的困惑了。
我们一遍遍将沾满油污的餐具洗净，将蒙上灰尘的地板擦亮，将弄乱的家收拾整洁。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却只是将屋子恢复了原样，成果何在？意义何在？
意义在于，在一次次让房间光亮如初的同时，我们从内部重建了一座房屋。通过一次次让小家恢复整洁、美观，我们才把这片空间变为己有。
如果说，男人能从外部建起一座房子、一个家，那么女人就是从内部重建了这个家。
琐碎的家务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了生命与自然、土地的关联，让我们的存在被擦亮，让我们的心在存在的光亮中流溢出幸福。
这是荒岛上，鲁滨逊的幸福。
这种幸福是宗教般的、是神圣的。想象一下，妈妈带孩子，多么像牧师看顾着信徒啊；刷锅洗碗，又多么像教堂中的洗礼。
我们常说的“生活需要仪式感”，也反映了这种宗教色彩。现在的妈妈既要工作，又免不了做家务、带娃，身兼数职，已是身心俱疲。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生活中的仪式感呢？为什么要牺牲睡眠时间，把家布置得温馨、整洁，把饭做得美美的呢？
妈妈（以及越来越多的爸爸）一遍遍地做饭、清洗、打扫，就像不断重复的宗教仪式一样，反映了人类最深刻的宗教情感，那就是在混乱的世界中，竭力创造出和谐与秩序。就像一个牧师用教堂模仿天堂，一位哲人用心灵呼应宇宙。
家是爸爸和妈妈给彼此和孩子造的一座避风港，在动荡的世界中，守护的一片宁静。
家是圣地，家是救赎。
当我们说“在这就像在家一样”时，我们在言说内心一种信徒般的满足与幸福。
结语
为什么我们要做家务？为什么孩子要做家务？为什么要一起做家务？
因为家务是一种“爱的劳动”，让我们懂得合作、信任、体谅和爱，让三个人凝聚成一个家。
因为家务是一种“人的劳动”，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与自然的连接，感受到一种宗教般的幸福。
当然，家务还有很多好处，比如能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自理能力、动手能力、情感与交往能力等等。
不过，这都是从功用的角度来看待家务。而如今，家务之所以被贬低为一种没有价值的劳动，跟赚薪水的工作对立起来，正是因为这种功用的眼光。
因此，我不想再说家务有什么用，能锻炼什么能力。
因为那样只会让家务被另一种更有用、更高效的活动取代。
所以为什么要做家务呢？
因为家务本身就有着至高无上的价值。
它让家庭成为家庭，让人成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