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打工人热议并经历着调休，对国庆长假翘首以盼时，之于一位学龄前儿童家长的首要联想，必然是带娃出行的各项计划。与此同时，往日带娃出行的艰辛记忆，也如洪水般涌现。似乎无论提前多久做好身体和精神上的准备，带娃出行，总难避免原罪感。
毫不夸张地讲，儿子三岁以前，每次带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我都是极其紧张的。出行前，我会反复检查他的刚需用品是否齐备，除水杯、尿布、备用衣物外，最重要的就是能分散他在不安环境中注意力的玩具、零食。
第一次带他搭乘飞机时还不到两岁。按规定，两岁以下幼童没有单独的座位，需要以大人怀抱的方式，共享一个位置。那次出行，我头一次见到了婴儿安全带。登机前托运行李，安检，抵达卫星厅，本已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望着这条陌生的安全带，我选择待在原地被空姐救援。
那次两小时的航程，是我经历过的最漫长的飞行时间。为了不让儿子影响到其他乘客，我选择了靠过道的位置，这样他的腿部能有稍大一些的活动空间，因为不舒服发出的抱怨也会少一些。考虑到气压变化会造成耳部不适，我提前准备了在家从不让吃的零食，为的是能依靠咀嚼缓解不适，还减少了饮水量，避免带他去狭窄的洗手间。飞机降落前二十分钟左右，因为感受到重心向下，逐渐回归地面，已经在逼仄的空间里待了一百分钟的他可怜巴巴地问我：“妈妈，不要这个带子可以吗？我不会跑远的。”由于空姐多次路过时，都有过执法式口吻的叮嘱，也出于安全考虑，我只能拒绝了他的哀求，并承诺下飞机后给他一个山楂棒作为交换条件。
飞机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挑战其实还是可预见的，控制好小孩的音量和行动空间后，剩下的就是靠责任心驱使的精力上的坚持。但还有很多隐形歧视是难以预料的。
儿子三岁以后，有一次我们从成都机场出发，在我特别留意提前值机选座的情况下，机场行李托运柜台工作人员突然告诉我，因为种种原因，在已经满员的情况下，我和儿子被分别安排到了相隔十五排以上的两个座位。我错愕了五秒钟，立刻抱起还在生病咳嗽的儿子，质问舒适地坐在柜台后面的人：“你们是打算让他全程一个人坐？”对方看到小朋友后回避了我的问题，但仍坚持航班已经满员，他从系统里无法调整座位，让我上飞机以后自行去找其他乘客换座位。但这都还不是让我感觉最难受的时刻。
正当我愤怒又无可奈何的时候，排在我后面办理行李托运的一位女士，突然故意用周围五米范围都能听清的音量说：“怎么还办不完啊，人家都说了换不了，小孩听不懂大人也听不懂吗？”
不出意料，登机后没有任何机组人员主动提供帮助。我用几乎乞求的语气跟我座位旁的男乘客解释了原因，希望他能理解，并换到往后十几排的座位。好在对方欣然答应，危机暂时解除。我一边对往后排走去的男士道谢，一边牵着儿子，让他坐进来之不易的中间座位。在帮他系安全带的时候，我跟隔壁靠窗的乘客无意间有了一次眼神接触，她上下打量了下我儿子的年龄和状态，初步确认这不是一颗噪音定时炸弹后，戴上了耳机。
在初为人父母的这几年时光里，我也尝试过其他的交通工具，高铁是相对友好的。推婴儿车的乘客，能在等候检票时，被允许从专门的入口提前检票上车，六周岁以下儿童如不需要单独座位，也不用购票。
飞机上活动空间有限，管好自己约等于万事大吉。高铁旅行时间相对更长，需要准备的绘本、玩具数量，以及潜在的环境不可控因素会等比例增加，这代表着不论带小孩的群体如何周密准备，想要保持绝对安静，依然困难重重。后来我逐渐理解，很多车厢里平板电脑连续播出的《小猪佩奇》动画片的声音，可能已经是精力不支的家长们，能在车厢里维持的最低音量。
“这里不可以摸……”
“这里不可以进去……”
“不要捡水池里的石头……”
……
不知何时起，这些话语也成了我的育儿常用语，我生怕儿子无意识下做出的某个行为，引来别人的轻视，生怕他不可预见的哭声，打扰他人休息。带孩子外出的我，心理上总有一种无法消解的原罪感，仿佛只要我们现身任何秩序井然的场合，就自带恐怖分子标签。一旦此标签因为哭闹等行为被坐实，一场成年人施以成年人的道德谴责极刑，就会马上降临。
在还不识字的学龄前儿童的眼中，很多规则都是依靠常见的图形标识所构成的。比如在公园入口处，醒目的黄色指示牌上有一个斜杠符号和一只小狗，小朋友见后，立即就能明白小狗不能进入这个公园。曾经我对这种由禁止清单所组成的社会管理方式，深以为然。
直到有次去国外旅行，在酒店排队办理入住，大厅休息区里有一排一米高的地柜，里面放满了图多字少的漫画童书。儿子突然跑来拉着我的手问：“妈妈，没有说不能做，是不是就可以做？”我愣住了，因为这是个哲学问题。他又追问：“这里没有画不能伸手的图，我可以拿一本柜子里的书看吗？”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的原罪感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孩子的心理。
鼓励生育、发展托育、个税减负……每当这些议题进入我的视野时，我都对这种自上而下的关怀心存感激。但放之社会大众，却仍有一岁女童被陌生人单独“教育”的事件发生。我们每个人曾经都并不是完美的小孩，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自由地获得包容和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