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祭义》提到孔子说：“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礼记·曲礼上》也说：“礼从宜，使从俗。”“义”作为概念，到了此时即从单纯表示一个人的仪容，进而开始表示“礼容各得其宜”，延伸到了“仪容如何才谓之好”的层面，并且与“礼”联系起来，成为“礼”在实践层面的基本原则，即普遍认同的价值共识。
《论语·阳货》提到，孔子的学生子路向老师询问“君子尚勇乎？”，勇敢是不是应该在所有优秀品质中排第一位？孔子回答：“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孔子反对任何极端和激进的做法，一个人在实践中始终应该坚持“中道”“合宜”，与社会认可的基本价值理念相吻合，如此才是孔子教育思想中的“礼”的最终落脚点。
在当代教育实践中，仪式活动、礼节教育在学校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子认为，“礼”不是简单的流程，更不是繁文缛节，而是“义”的载体，最终要以传播合理的社会价值观为落脚点。在开展关于“礼”的教育活动时，只有回归于“礼”的本质，才能避免让表面的虚文起了喧宾夺主的作用，这是孔子对“礼”的论述带给后代教育的重要启发。
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中西方文明之间，在发展的时间节点上总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呼应。孔子于公元前479年去世，在孔子去世后十几年，公元前460年前后，生活在古希腊的著名思想家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均出生于世。在西方思想史上，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是最早开启古希腊思想早期自然哲学人伦化转向的人，“德谟克利特生活在智者已经活跃的时代，哲学家关心的主要问题已开始从自然界转向人类社会和伦理道德方面。德谟克利特可以说是早期自然哲学最后一位集大成者，但他同时已经重视研究社会与道德问题。”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柏拉图的老师，关于苏格拉底的记载大部分都保存在《柏拉图全集》，后人往往已经分不清到底哪些内容属于苏格拉底本人，哪些属于柏拉图在作品中的创造，就像由孔子的弟子们整理的《论语》中，总是有许多孔子弟子的思想在内一样。不管怎样，苏格拉底所关心的内容不再像早期古希腊思想家那样以自然科学为主，而是变为社会正义以及人的智慧、善、德性。《柏拉图全集》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说：“我与物理学的探索毫无缘分。”这与《论语》中提及的“樊迟请学稼”有一定的类似性。苏格拉底关心的是所处的城邦，他把自己比作一只“牛虻”(《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通过激励、劝说、批评，来刺激和唤醒雅典这匹已趋怠惰的壮马。与此类似，孔子也被人称为“木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孔子也认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孔子也像苏格拉底一样，生活在城邦纷立的时代，旧的秩序逐渐被破坏，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下，孔子尝试在旧有的教育活动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思考，创造出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尊重人性、注重人伦，以提升人的德性，而不是以某种具体的技能为教育活动的最终追求，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本质。
孔子开启的教育模式在之后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逐渐构建起持续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精神脉络。儒家思想在不断丰富完善，传统教育思想也不断丰富完善，两者相互影响。在孔子之后，我国教育形成了尊重经典文本的传统，将前人留下的经典作品作为教育活动的主要阅读载体，通过阅读经典的作品与前代的思想家形成交流，受教育的过程便是不断接受经典作品中的思想家的思想熏陶的过程。在当代基础教育中，广泛系统的阅读始终是各个学科追求的重要方向。
总的来说，孔子并没有像后代一些人理解的那样，对教育活动指手画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不符合人性的道德教条，要求青少年遵守这样那样的规矩，而是始终在思考人性，从反思历史变化方向的视角思考教育。从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可以看到，道德教育具有重要地位，但道德教育不等于规矩、教条教育。
以“礼”“仁”“义”“孝”等观念为主要内容的传统道德教育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一个人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某项具体技能的教育是为了让一个人更好地适应社会、融入社会体系中，而道德教育归根结底也是为了让一个人更好地理解社会、融入社会。这是孔子开创的教育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