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祖上世代为农。
我的父亲一度津津乐道的是，解放后农村阶级划成分时，我们家被划为贫下中农：一贫如洗的清白人家，免遭批斗的光荣阶层。
但这份荣光，并没有持续太久。
伴随我们兄妹三人的出生，结结实实的穷和实实在在的难，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
这时，他才知道：穷不是件体面的事儿，而是件要命的事儿。
为了摆脱这种穷和难，他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兄妹三人身上。
这个迫切的愿望，或许能从每个期末，他在我们仨成绩单“家长寄语”一栏上，不厌其烦地重复写下那句名言中窥见一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但很快，他就发现，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读懂这句话的深意。
我哥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比我大4岁。
我妈怀他时，感染病毒，无钱医治，他生下来，就患有严重的眼疾，一只眼几近失明。
因家庭贫困，求医无门，直到娶亲成家，他那只眼也没有做成手术。
但，这并不妨碍他是个聪明的人。
他记性非常好，成绩也优异，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一直是我望尘莫及的对象。
以至于教过他也教过我的乡村老教师，每批改我的卷子时，都叹口气说：“你的成绩要是像你哥，就好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
自到乡里读初中，我哥的成绩就一落千丈。
可能是怕人笑话他有眼疾，也可能是想证明自己很厉害，他和一帮男生混到一起，打群架，玩游戏，做坏事，被老师列入坏孩子的黑名单。
父亲骑着二八自行车把他从学校带回来，关在西厢牛屋里含泪用皮带狠狠抽下去。
不思悔改的我哥，硬是不哭不喊不求饶，从此和校园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15岁时，我哥就随村里的打工队，去北京建筑队盖房子。
干了一年，过年回来时，发工资的老板走到他跟前，忽然宣布：没钱了。
我哥从北京一路哭到家，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去帝都。如今他40多岁了，依旧遵守着这个诺言。
17岁时，我哥去了广州。
此后20多年间，一年365天，他有350天在广州打工，有10多天回老家过年。
哪怕结婚娶亲，哪怕儿女出生，也不例外。
他干的活儿，就是往大小不一、档次各异的包装箱盒上印宋体字。
尽管，他辗转多个厂，下过不少力，受过不少气，甚至因工伤险些残废，到头来并没有挣到什么钱。
最大收获的，是他在老乡聚餐时认识了相貌端庄、勤俭持家的我嫂子，然后生下健康可爱、留守在家的一双儿女。
39岁那年，打工漂泊22年的我哥，忽然宣布：不愿再受资本家的剥削，要自己当家作主做老板。
他和我嫂子来到郑州，租了一家小的不能再小的门店，投身户外广告制作的大军。
创业比打工更难，哪怕是一家小店。
多少个夜晚，我办事回来，或无聊刷屏时，都能从他朋友圈动态里看见这么一句无奈的说说：“深夜11点，还没吃晚餐。”
每当这时，我就想问问他，当初宁愿被我爸关在牛屋挨打也不愿回学校读书的那个决定，到底对不对。
人生没有后悔药。所以，今天我哥很拼。
为如约把货送到，他曾在电梯停运的深夜，扛着几十公斤的展布爬到20楼；为拉拢一个客户，他曾赔本不赚钱帮人忙活好几天。
甚至为了打点关系，他把我送给他的上等茶叶，转手送给了中间人……
像当年一样倔强的他，一直在坚持着赚更多钱，过更好的年。
